在历史上，宣教机构和差遣教会对牺牲抱持相当大的理想。大家认为对神有坚定的信心是对健康的心灵最好的良药。因此，肢体关怀之所以无论是在哪里实行绝大部分都是非正式及毫无组织，这一点其实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对关怀需求的误解可以回溯到我们对使徒保罗所提供的典范所抱持错误的见解开始。所以当我们阅读许多现今宣教士，包括早期的先驱，他们成功得胜的例子时，往往他们本身及配偶和家人所受的苦难，常常含糊不清及未被透露的。直到在过去的二十年以来，肢体关怀才开始受到宣教机构及教会的关注。随着日渐趋增对肢体关怀的认识及开放的态度，现在才有更多的资源和人力的投入，开始对宣教士传达关怀。
在一个被喻为“我世代”的当代社会中，很难想象哪个宣教机构会对自己的宣教士们精神和情感的健康状况漠不关心。从开展任命差派前的心理测试和文化差异研讨会，到宣教士回国后的回顾协谈，乃至事工禾场上的婚姻辅导，各地宣教部门都越来越积极地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开展了对宣教士们的个人问题和关系问题的关怀，其投入比其它任何宗教性或社会性的机构在同类工作方面的投入都要多。
回顾历史，新教徒的宣教观可不是这样。当时宣教界崇尚牺牲奉献的信念。在他们看来，维系身心灵健康的秘诀就在于对神有坚定的信心。那时，家庭关系失调问题以及夫妻相依共存的需要都还得不到任何关注，专业治疗更是无门可循。 “自力更生”是那个时代宣教士的标志——如果有了问题，唯一的调节途径就是借着祷告去依靠神。
我们不能说这种观念仅仅是新教徒的敬虔风尚或美国拓荒者个人英雄主义的产物，它也是从使徒保罗的信息中所提炼的精华。保罗在腓立比书第4章里的话总结出来就是这样的：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无论在什么景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然而，众所周知，保罗他自己也有很多需要并且常常感到气馁受挫。在哥林多后书1章，他谈到了“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后来在11章，他细述了肉身所遭受的种种苦难、危险和剥夺，以及“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显而易见，保罗也常常心力交瘁，但他告诉我们的解决办法却不是休息——也不是求助于专业心理辅导：
……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覆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林后1：9－11）
保罗在这里所表达的观念的确让我们受益匪浅：个人对神的依靠和众人的祷告是支撑一个宣教士坚持侍奉的重要因素。
正是这种基于圣经的观念主导了几个世纪以来的宣教思想——这种观念虽不排斥使用心理健康方面的专业人员，但也没说我们需要他们。直到最近，宣教团体才有了这种认真的考虑：他们需要一批经过专门训练的牧师、治疗师或辅导员，来满足宣教士的特殊需要。
从很多方面来看，宣教部门的确受了时代精神的影响，他们把现代人对心理健康的关注也引进到宣教工作中。但我们也可以说，现代心理医学的发展与医疗健康其它领域的发展一样，对宣教事业的推进是有很大贡献的。宣教部门已痛定思痛，不愿意再因为忽视宣教工作所带来的种种紧张和压力而重蹈前人覆辙。
那么，我们过去对宣教士的关怀工作到底做得怎么样呢？过去的关怀事工是如何开展的呢？此外，我们在今天的关怀事工中看到哪些发展趋势呢？这些正是我们将在本章中讨论的问题，我们将从过去三百年以及近二十年来宣教士关怀事工的发展史中选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事例与大家分享。
调整和关怀宣教士的早期事例
你只要略略挖掘一下早期新教宣教史，就不难从中发现一些精神紊乱的案例。事实上，宣教历史年鉴上记载的一些大人物——包括大卫•布来纳德（David Brainerd）、大卫•利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e）和CT斯塔德（CT Studd） ——都不一定能通过现在大多数宣教士候选人必须参加的心理测验，而其他许多有名无名的的宣教士则都经历过严重的心理抑郁和精神崩溃。
乔治•施密特(George Schmidt)
很多时候，宣教部门的工作人员或其他宣教士同工都会本着扶持的初衷尽力地帮助某个陷入困境的宣教士，后来却因为他们缺乏起码的同情和理解而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使问题反而更加恶化。这样的事就发生在乔治•施密特身上。他是1727年摩拉维亚(Moravian)大覆兴之后被派往欧洲作巡回布道的一位摩拉维亚宣教士。
乔治•施密特在奥地利服侍时，遇到了耶稣会(Jesuits)的强烈反对，他们认定他是个该受严惩的异端。尽管他想方设法躲避敌人的追捕，但还是被抓起来在地牢里关了三年。其间，在监狱恶劣的条件下，他的同伴饱受了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摧残而死去。此后施密特又服了三年的苦役，终于在重压之下崩溃了。他同意在一份撤销信仰的文件上签字，然后立刻就获得了释放。
此时的施密特迫切地需要主内兄弟姐妹的关爱和支持，但当他回到赫尔纳(Herrnhut)的摩拉维亚教会时，却发现等待他的并不是同情和支持。大家把他视为一个离教叛道的人，对他唯恐避之而不及。在众人眼中，他是一名败将。怀着被弃绝的巨大伤痛，他回到奥地利，想证明他的忠心，但后来却于1737年被派往南非。
在非洲，施密特在努力地向霍屯督人(Hottentots)传福音的过程中，又遭到了来自荷兰改革宗（Dutch Reformed）传道人的反对。他甚至还因为持守严明的纪律而受到摩拉维亚领袖尼古拉斯•冯•辛岑多夫伯爵(Count Nicolaus von Zinzendorf)的斥责：“你太注重霍屯督人的外表，却忽视了他们的内心” （克鲁格Kruger，1967，31页）。多可惜啊！早些年人们在处理施密特事件时为什么没有留心听取这样的建议呢？否则他可能会更善于与那些非洲土著人相处。
桃乐丝•克里(Dorothy Carey)
桃乐丝•克里的故事让我们看到另一例由于宣教部门对迫切需要理解和道义支持的人草率处之而酿成的悲剧。桃乐丝是著名的“现代宣教之父”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的妻子。当威廉同意与约翰•托马斯博士（Dr. John Thomas）配搭组团作为“浸信会差传社” （the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的第一批宣教士出征时，他并没有告诉桃乐丝，直到事情决定之后才让她知道。当时她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还怀着第四个，而且没觉得有特别的呼召要到疾病肆虐的印度内地去度过余生。在她看来，如果她丈夫有感动，那他就得自己一个人去。
但这个决定让托马斯和宣教部都感到不满。在桃乐丝的第四个孩子出生以后，托马斯去看望她并给她施加压力，让她一起去印度。他在给“浸信会差传社”社长的信中写道：“我回去告诉克里夫人，跟我们一起去是一件至关重大的事，否则她的家庭从此以后就四分五裂了——她将会为此懊悔终生。” （约翰•托马斯1794年3月10日写给安德鲁•富勒[Andrew Fuller]的信，浸信会差传社）。于是桃乐丝让步了，勉强同意跟他们同去，因为她害怕留在家里会受到上帝的惩罚。
托马斯和宣教部完全没有预料到这种强人所难的做法将导致怎样的后果。在印度头几年的生活对桃乐丝来说是一种毁灭性的经历。她饱受了贫穷、孤独和疾病的侵蚀，最让她受不了的是五岁的儿子夭折给她带来的雪上加霜的悲痛。这一切对她的打击太大了。她的精神一步步走向崩溃，后来人们说她“完全精神失常了的” 。
南太平洋群岛（South Sea Islands）
有些时候，宣教团体会非常积极地关心宣教士的情感健康——但他们所提供的建议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往往与我们今天所期待的很不同。十九世纪初，南太平洋群岛传来的性丑闻风波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当时有些单身的男宣教士似乎无法抵制那些美丽的海岛姑娘的引诱。所以，“美国海外宣教委员会”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的负责人为了确保他们的候选人不受这种诱惑的败坏，就坚持要让他们的候选人在去夏威夷之前必须结婚。七人中的六人都很快地找到了合适的姑娘并于1819年距出发日期仅几天前匆匆完婚。
这些仓促配合的婚姻并不都很美满。当“伦敦宣教会”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得知他们派往塔希提岛（Tahiti）的宣教士亨利•诺特（Henry Nott）跟一名土著姑娘同居后，就坚决让他抛弃她，然后跟为预防此类丑闻而专门派去的四名“敬虔的年轻女子”之一结婚。然而，他们为诺特选择的这位姑娘后来制造的丑闻比她平息的丑闻还要多。据当地的宣教士医生说：“她喝醉的时候会完全失控，根本就不在乎她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后来她死了，医生推测她是“饮酒过量致死的” （刚森Gunson ，1978，153页）。我们不清楚她来塔希提岛以前就有酗酒的问题还是她来之后才有的，但对她和很多宣教士来说，文化冲击和跨文化生活所带来的压力，再加上孤独，这一切都严重威胁着他们的心理健康。
大卫•布莱纳德（David Brainerd）
忧郁是一种常见但又往往被宣教团体忽视的一个问题。请看下面这个故事。大卫•布来纳德是十八世纪前往美洲向土著居民传道的一名宣教士。他日记的字里行间清楚地反映出他饱受孤独和忧郁折磨的内心世界。虽然他被分配去跟一对经验丰富、工作也有一定成果的夫妇同住同工，但他还是选择了单枪匹马的去做工，并饱尝了随之而来的后果：“我住在最偏僻荒凉的沙漠里，离奥尔巴尼（Albany）大约有十八英里，”他悲哀地写下这话。在另一处他还写道：“我的心已沉落到极点……看来我在这些印第安人中间永远也不可能有任何成果了。我的心灵厌倦自己的生命。现在我最大的渴望莫过于一死” （温毕克Wynbeek， 1961，61－62页）。
戴德生（J. Hudson Taylor）
中国内地会的创始人和会长戴德生也曾饱受忧郁之苦。 1868年，一群愤怒的中国暴徒烧毁了他们在扬州的会馆，他带着家人刚刚从死里逃生，就遭到了公众的批评，尤其是英国新闻界的指责。在随后的几个月中，他灰心至极，以至于屈服于“那可怕的诱惑……甚至想结束他自己的生命” （勃洛克Pollock，1962， 195页）。今天大多数的宣教机构都有条件提供住院治疗或心理辅导，但戴德生那个时代却完全没有这些，而且也没有什么宣教部主任会召他回国休整，因为他自己就是那个主任。
辛普森（AB Simpson）
辛普森（1843-1919）是另一位一生中长期受忧郁折磨的宣教领袖。如他的传记作者托泽（AW Tozer）所记载的，就在他创立“基督徒和宣教士联盟”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前夕，他“深深地陷入灰心的泥沼中……以至于他完全无法工作。”那是他人生中一段完全绝望的时期。后来他回忆说：“我那时四处徘徊，及其消沉，生活中的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灰暗、干枯。” （托泽， 1943，71页）。
阿多尼拉姆•贾德森(Adoniram Judson)
有时候，极度的忧郁是由于痛失至爱的亲人而导致的。这类创伤在历代宣教士们的经历中屡见不鲜。贾德森是前往缅甸宣教的一位伟大先驱，当他于1826年得知妻子的死讯，而紧接着他小女儿的死讯也接踵而来之时，他落入极大的悲痛，而这种悲痛情绪逐渐由正常变为一种精神失常。他变得离群寡居，甚至到丛林深处挖了一个坟墓，整夜整夜地守在那儿，任凭死亡的恐惧折磨他的心思。心灵的孤单和哀痛肆意吞噬着他：“在我心目中，上帝成了一位大而不可知的神。我相信他，但却找不着他。” （安德森[Anderson]，1972年，39页）
贾德森后来不是通过心理辅导或小组治疗而得到康覆的；相反，与他同工的宣教士们不断倾注在他身上的关爱和代祷使他重新站了起来。这次危机之后的几年，成了他宣教生涯中最辉煌、最有果效的几年。
玛丽·马礼逊（Mary Morrison）
玛丽·马礼逊在适应异乡的过程中也遭受了忧郁的侵害，但导致她这种痛苦的真正原因我们并不清楚。她是中国宣教之父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的妻子，她后来的精神崩溃完全有可能是频繁的分居和孤独而导致的。马礼逊曾哀叹国内的亲人朋友们与他们联络太少，而玛丽很可能更能感受到那样的冷落。马礼逊曾致信与一位朋友说：“昨天我到了广东……留下在病中的爱妻玛丽。她脆弱的心思已不堪一击……我可怜、不幸的玛丽……她正走在黑暗中，看不到一丝光明。” （布卢姆豪[Broomhall]，1924年，59页）在随后的几年里，玛丽的状况时好时坏，直到1821——在他们夫妻婚后仅12年——她离开了人世。
玛丽·利文斯顿（Mary Livingstone）
玛丽·利文斯顿是著名的非洲宣教开拓者大卫·利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e ）的妻子，她的问题出于她长期遭受的冷落和忽视。由于她和幼小的孩子们跟不上丈夫远征探险的步伐，1852年她的丈夫将她和孩子们送回英国，寄宿在一个很简陋的地方。那是她最痛苦的一段日子，流言蜚语在宣教群体中传播，说她陷入属灵的黑暗中，常常借酒浇愁。当大卫五年后终于回来时，他已经成了一个英雄，但仍然无暇顾及家人。他只是匆匆忙忙地探望了家人，就又马不停蹄地开始了他的巡回布道。
我们可能会很惊讶地问，当时伦敦宣教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会长们都到哪儿去了？难道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帮助像利文斯顿这样的家庭，使他们不受损坏，并保守他们的妻子们不被忧郁压垮吗？如果玛丽远在异国他乡，他们还可以为自己开脱，但她就在伦敦，在他们眼皮底下呀。玛丽·利文斯顿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女人，但她仍应得到比当时的宣教群体所给予她的更多的照顾。
当然，不是所有的宣教士都遭遇了上文所列举的如此严重的问题。不过，宣教机构的确忽视了他们的许多需要，而刚刚蹒跚起步的关怀事工也只能为他们提供很有限的帮助。那时宣教士们必须完全依靠神来保守自己身心灵的健康。
早期的新教宣教历程是各宣教机构的学习成长期。随着他们的逐渐成熟，他们的福音战略日见完善，他们的组织结构和章程也日趋明晰，到了本世纪，一套更系统化的肢体关怀事工体系终于被建立起来。
肢体关怀事工的现状
在过去的20年中，关怀事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飞跃。这种飞跃主要体现为一些主要的发展趋势，我们在下文中将要针对其中的八种趋势作一些讨论：征募和筛选，全人关怀模式，额外的关怀服事，灵活变通的政策方案，对宣教士子女的关怀，工作成绩评估，地方教会的参与以及辅助宣教的服务性机构。
征募和筛选
近20年来，候选人的筛选已经成了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虽然人们很容易以为只要宣教士选对了，就可以确保他们将来顺利适应环境，并且事工满有成效，但事实并不都如此。随着社会上种种恶行的普遍增加，越来越多申请参与宣教事工的候选人都是在情感和精神方面受过很大创伤的人。这种现状要求我们必须改进我们的测验和面试程序。 “怎样发现并减少问题”仍然是各宣教机构人事部门负责人所关注的焦点。
一些条件非常好，看起来很适合做宣教士的候选人也许并不能适应海外的生活，这不仅是他们的背景经历所导致的结果，而且也因为他们在国内已形成的解决问题和做事的方法在另一种文化中可能根本行不通。毫无疑问，这种情况在早期的宣教士中也时有发生，但这样的人最后往往成了“被淘汰的宣教士” 。降低宣教士的耗损率以及预测宣教士的成功率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宣教机构致力追求的两个目标。
全人关怀模式
今天，人们对宣教士的定位和期待已经改变了。过去，由于“宣教勇士”这种模式的定位，早期宣教士们所领受的呼召就是要忍耐、吃苦，作“耶稣基督的精兵” ，而宣教团体的主要责任就是把他们差派到艰苦的地方，为他们祷告，然后等他们回国休假时递交报告。
不过，目前各宣教机构正日益重视并担负起帮助机构成员全面发展的责任。例如，很多宣教机构都成立了关怀事工部门，以便更好地支持和装备他们的员工。在某些情况下，机构内部有专业辅导员可以直接为宣教士们提供关怀帮助。在另一些情况下，关怀事工部门的工作人员会建议宣教士们去机构以外的一些组织寻求帮助。虽然这种全人关怀模式赢得了赞誉，但为这种事工筹备足够的资金仍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额外的关怀服侍
面对宣教人员在灵性、情感和心理方面日趋覆杂的需求，不少宣教机构已经对自己的在职宣教士开展了预防性牧养关怀。有一个宣教机构把牧养关怀列为他们的宣教士们所面临的最大需求。为满足这种需求，这个机构设立了“宣教士牧师” ，即专门关怀宣教士的一些牧师夫妇，他们会年覆一年地到某些固定的福音工场作探访。另一些机构则派牧师、辅导人员和/或心理学工作者到禾场上提供短期或长期的帮助。
很多的机构都已经开始为宣教士们的个人成长和在职培训提供更多的机会，具体的方式可以是举办退修会、团队工作发展讲座、研讨会和年会等等。
宣教机构所面临的另一个需要就是帮助停职的工作人员覆元。停职常常是由于过度疲劳、跨文化适应障碍、进入宣教禾场前已有的老问题或本人的一些道德过失所造成的。正如一个宣教部门的负责人所说，不同情况需要区别对待，有的人需要暂时待职，有的却需要长久离职。
宣教机构常常需要做一些很棘手的决定，其中一种就是是否应该召某些宣教士回国接受帮助的问题。例如，某宣教机构所差派的一对宣教士夫妇婚姻出现了问题，机构就在这对夫妇回国休息时为他们安排了协谈辅导。后来这对夫妇的问题似乎得到了缓解，就获准回到他们在海外服事的禾场。然而，没出几个月，他们的夫妻关系就再次告危。在异国他乡中生活的压力，以及远离家乡的亲朋好友们正常的关怀扶持，这些都给他们的婚姻问题雪上加霜。如果海外关怀事工已得到充分发展，那么无论是宣教机构还是这对夫妇可能就不必面对要么“咬紧牙关熬过去” 、要么回家的这种左右为难的决定了。
针对因国际恐怖主义、当地政变和一些直接危害宣教士本人的刑事犯罪等事件而导致的宣教士事工中断和生活受扰，又一种关怀事工正在逐渐成形，而解危工作小组正是因着这类威胁而诞生的。比如，在1992年的菲律宾事件中，三名宣教士姊妹和一名儿童从穆斯林绑匪手中获释之后，立刻就被安排飞往马尼拉，在那里受到了来自维克利夫（Wycliffe[SIL]）的一个解危工作小组的悉心关怀，重创得到医治。
灵活变通的政策方案
各宣教机构目前正在通过发掘多种灵活的方式来满足各种不同的需求。孩童的教育问题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今天的宣教机构常常会为父母们提供几种可供选择的教育途径，向他们说明每一种途径的利弊，鼓励他们根据环境的许可做出可靠的选择。此举与早期政策大不一样，那时除了将孩子们送到寄宿学校外，别无他法。
其他方面的政策改变包括服事期限、休假及退休福利等方面。目前常见的休假制度一般是介于每两年休3个月到每四年休12个月这个范畴内的一些不同形式，与过去的每六年或七年才能休12个月的政策相比已有很大改善。某宣教机构甚至允许他们的宣教士在每进行了12个月直接的禾场服事后都可休3个月的假。这样宣教士们就可以根据他们家庭的需要，来安排他们休假的时间和长短。
健康保险制度和退休计划也在日渐完善。据我们所知，至少有一个宣教机构会在他们的宣教士退休时支付给他们一笔奖金，使他们可以一次性购买一套房子或一辆汽车等大宗物品。不仅如此，宣教士们在回国参加培训、休假或处理家庭中的突发事件及亲人丧亡事故等方面也有了更大的自由度。虽然这种做法有时会使宣教士与他们的赞助者之间的关系覆杂化，因为赞助者们并不总是能理解他们频繁回国的必要性，但这样做确实能让宣教士更深地体会到宣教机构对他的关心和帮助。
对宣教子女的关怀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人们对“宣教士子女” （MK）的关注开始迅速增强。七十年代初期的“家庭学校”运动给宣教士们带来非常重大的影响。许多宣教士和预备宣教士为了能够忠于神所托付给他们的为父为母的责任，都纷纷开始对送孩子上寄宿学校的做法提出质疑，而他们在权衡各种矛盾因素之后通常会选择以下四种方式之一来解决问题：(1)不上寄宿学校，而选择其它的教育方式；(2)换到另一个宣教机构服事；(3)在满了第一个服事期后，或在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到了上学年龄后，离开服事工场回国；(4)彻底放弃宣教事工。
这样的压力迫使各宣教机构开始关注宣教士子女的需要。以前很少有宣教机构设有专门负责解决宣教士子女和家庭需要的部门，但现在各机构对宣教士子女的健康成长都有了更敏锐的关注，这种进步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1984年在马尼拉、1987年在基多（厄瓜多尔首都）以及1989年在内罗毕（肯尼亚首都）举行的几次关于宣教士子女的国际会议。现在各宣教机构都在为宣教士子女们提供多种支持性的服务，例如，为那些即将永久性重返父母本土文化的子女举办过渡期交流会，另外还有些机构会资助成年宣教士子女偕同配偶回访他们曾客居过的国家。此外，各机构内部发行的刊物，例如《SIM之根》（SIM Roots），《宣教士子女公报》（MK Communique），或《催化剂》（Catalyst）等，现已成为成年的宣教士子女们彼此建造和保持关系的一种常见渠道。
工作成绩评估
现在人们越来越重视改进宣教人员与宣教机构之间的监督与被监督关系。许多宣教团体都在尝试着在宣教士服务期满即将离任休假前对进行评估。这样做有时效果很好，有时并不太好。
例如，有一个宣教机构要求其禾场上的委员会对某些“问题家庭”要在其休假期之前提前一年就开始对他们的评估。他们要对这些宣教士家庭所作事工的方方面面进行评估，以决定是否应该邀请他们回国。然而，禾场上的负责人们发现这样做很难，他们一方面得勇敢地面对一些不好的事，另一方面还得汇报这些坏消息，因此，他们向机构的国际部门提供的建议往往只是说“某某需要辅导” ，而很少提及更具体的问题。
另一个还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是，宣教士本人这方面对辅导和评估服务抱有很多顾虑。目前，宣教机构的领袖们对心理辅导的态度越来越趋于开放，而宣教士却可能极不愿意接受心理辅导服务，因为寻求这种帮助牵扯到不少隐而不宣的负面含义。他们会把辅导看作是一种“惩罚”或变相的成绩评估，甚至会觉得接受辅导是一种软弱的表现，而不是把它当作一个成长的机会。
宣教士群体中的另一群人——单身姊妹——对禾场负责人而言更是一种挑战，因为他们往往在监督这些宣教士或与她们同工配搭等方面缺乏足够的预备。在生活和住房补贴或担任领导工作的机会等方面，单身姊妹往往会受到一些歧视；而在充分发挥个人恩赐这方面又存在着一种典型的规律，就是男性始终都有发展机会，而女性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就会被封顶。很少有宣教机构会让女性在事工禾场上担任领导人，或让她们在国际级的主管职位中有一席之地。如果是这样，该机构就需要在它对人才——此处特指单身姊妹——的使用与否这方面接受监督。 （hold accountable切实就……问题负起责任来）
地方教会的参与
目前，越来越多的地方教会已开始为他们差派的宣教士承担起更多的提供长期关怀的责任。请看看下面的例子。
加州的惠蒂尔地区浸信会（Whittier Area Baptist Church in California）为本教会产生的宣教士候选人提供了自我认识、婚姻关系和财务管理等方面的培训。该教会鼓励教会成员组成一个个的后援小组，与这些宣教士个人建立起直接的关系，并通过常常打电话和和发传真来保持联系。教会各成人主日学班则会“认领”不同的宣教士家庭，而专设的关怀委员会负责为回来休假的宣教士们提供辅导、生活、居住和购置新衣物等所需的一切费用。该教会甚至还设立了一个培训及评估委员会，专门负责干预、解决一些纷乱、棘手的问题。在召开宣教年会期间，他们还会提供一种特殊的服务，专门医治那些身心灵经历了重创的宣教士。
像这样配合宣教机构，积极关怀本教会所输送的宣教士的地方教会还有许许多多，而我们所例举的这个教会只是其中之一。
辅助宣教的服务性机构
最后我们要提到一些辅助宣教的服务性机构，这些机构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开始发展起来，他们的主要目标就是服务于各宣教团体，完善对宣教人员的关怀事工。 “心理健康与宣教” ［ Mental Health and Missions (MHM)］就是一个这种类型的非正式机构。 MHM每年都举办一次年会，把一些心理学家和其他关注宣教士关怀事工的人士聚到一起。其创始人约翰•鲍威尔博士（Dr. John Powell）和大卫•维克斯多博士(Dr. David Wickstrom)二人都是宣教机构的心理顾问。他们指出，在宣教领域工作的心理健康专业人士需要一个论坛，以促进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与宣教机构之间在专业知识方面的交流、共享与合作。该机构自1980年创立以来，已经吸引了大约240-250来参加他们的会议。
“链接关怀”是成立最早的宣教辅助机构之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斯坦利•林奎斯特博士(Dr. Stanley Lindquist)利用研究院给他的休假年周游欧洲，参观了许多治疗中心，拜访了诸多宣教士，而“链接关怀”就成了他这次寻访的结晶。随着他的服事受到越来越多的肯定，他回到美国，并开始了专门针对宣教士的辅导服务。在过去的四五年里，“链接关怀”已有近30名专职员工为大约100家宣教机构提供了各种形式的服务，包括候选人评估、进入禾场前及禾场上的在职培训、为宣教士们提供的短期及长期的辅导服务。
二战以后，一个称为“宣教实习” （Missionary Internship [MI]）的机构开始着手帮助一批曾在美军步兵中服役的退役军人重返海外，作宣教士。现在“宣教实习”这个机构每年要为近60个宣教团体提供服务，其内容包括进入禾场前的预备培训、宣教士休假期间的活动以及宣教专门会议等教育性服务。
“互动” （Interaction）是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在大卫•勃洛克（David Pollock）的领导下成立的一个机构，他们专门为归国宣教士及其子女们举办帮助他们过渡适应的研讨会，已在这方面为许多宣教机构提供了广泛的服务。此外，一个称为“宣教士子女之车/中心” （MK-CART/CORE）的宣教士子女问题研究机构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成立，它代表宣教机构开展研究工作，并应这些宣教机构的要求来鉴定、计划、执行、和评估有关研究项目。目前有两个多边宣教研究项目已接近完成，而第三个纵向研究正在开展之中。
结语
宣教士关怀事工早些年在很大程度上是非正式的、没有组织的，而且还是在这种事工真的有一点雏形的情况下才能这么说。在那些年里，如果某宣教团体的领导或禾场领袖是个有关怀之心的人，那么他们就可能以某种方式为宣教士们开展一些关怀事工。不过，这种事工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飞跃，尤其是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正如我们在上文所介绍的那八种趋势所反映的那样。
关怀事工在宣教工作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通过预防问题的发生、支持并栽培宣教人员、帮助那些失去工作能力的人覆元等方面的服务，正在为着实现基督的大业添砖加瓦，它也必将成为保持世界宣教大军的活力和效力的关键环节。关怀事工不仅仅是一种大趋势，而是一个事关重大、切实可行、而且必将长久不衰的宣教策略。
讨论问题
1. 宣教机构从早期的新教宣教团体对宣教士们所作的关怀工作中能学到什么？
2. 除了本篇文章谈到的“宣教勇士模式”外，宣教界在过去还使用过其它哪些模式？
3. 本篇文章谈到的八种趋势中，哪些趋势对你们宣教机构的影响最大？
4. 宣教工作一方面是一种牺牲和受苦的工作，另一方面，投身其间的宣教人员又需要个人的成长以及个人价值的实现，那么这二者如何取得平衡呢？
5. 宣教士关怀事工在将来还可能会有些什么发展趋势？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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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articl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Missionary Care (1992). Used by permission of William Carey Library Publishers. The book is available for purchase through https://www. amazo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