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上，宣教機構和差遣教會對犧牲抱持相當大的理想。大家認為對神有堅定的信心是對 健康的心靈最好的良藥。因此，肢體關懷之所以無論是在哪裡實行絕大部分都是非正式及毫 無組織，這一點其實並不令人感到意外。對關懷需求的誤解可以回溯到我們對使徒保羅所提 供的典範所抱持錯誤的見解開始。所以當我們閱讀許多現今宣教士，包括早期的先驅，他們成功得勝的例子時，往往他們本身及配偶和家人所受的苦難，常常含糊不清及未被透露的。 直到在過去的二十年以來，肢體關懷才開始受到宣教機構及教會的關注。隨著日漸趨增對肢體關懷的認識及開放的態度，現在才有更多的資源和人力的投入，開始對宣教士傳達關懷。
在一個被喻為“ 我世代” 的當代社會中，很難想象哪個宣教機構會對自己的 宣教士們精神和情感的健康狀況漠不關心。從開展任命差派前的心理測試和文化 差異研討會，到宣教士回國後的回顧協談，乃至事工禾場上的婚姻輔導，各地宣 教部門都越來越積極地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開展了對宣教士們的個人問題和關系問題的關懷，其投入比其它任何宗教性或社會性的機構在同類工作方面的投入 都要多。
回顧歷史，新教徒的宣教觀可不是這樣。當時宣教界崇尚犧牲奉獻的信念。 在他們看來，維系身心靈健康的秘訣就在於對神有堅定的信心。那時，家庭關系 失調問題以及夫妻相依共存的需要都還得不到任何關註，專業治療更是無門可 循。“ 自力更生” 是那個時代宣教士的標志——如果有了問題，唯一的調節途徑 就是借著禱告去依靠神。
我們不能說這種觀念僅僅是新教徒的敬虔風尚或美國拓荒者個人英雄主義的產物，它也是從使徒保羅的信息中所提煉的精華。保羅在腓立比書第 4 章裏的 話總結出來就是這樣的：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 訴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 念……我無論在什麽景況都可以知足，這是我已經學會了。我知道怎樣 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或飽足、或饑餓、或有余、或缺乏，隨事 隨在，我都得了秘訣。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我的神 必照他榮耀的豐富，在基督耶穌裏使你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然而，眾所周知，保羅他自己也有很多需要並且常常感到氣餒受挫。在哥林多後書 1 章，他談到了“ 被壓太重，力不能勝，甚至連活命的指望都絕了。” 後來在 11 章，他細述了肉身所遭受的種種苦難、危險和剝奪，以及“ 除了這外面 的事，還有為眾教會掛心的事，天天壓在我身上。” 顯而易見，保羅也常常心力 交瘁，但他告訴我們的解決辦法卻不是休息——也不是求助於專業心理輔導：
……叫我們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覆活的神。他曾救我們脫離那極 大的死亡，現在仍要救我們，並且我們指望他將來還要救我們。你們以 祈禱幫助我們……（林後 1：9－11）
保羅在這裏所表達的觀念的確讓我們受益匪淺：個人對神的依靠和眾人的禱 告是支撐一個宣教士堅持侍奉的重要因素。
正是這種基於聖經的觀念主導了幾個世紀以來的宣教思想——這種觀念雖不排斥使用心理健康方面的專業人員，但也沒說我們需要他們。直到最近，宣教 團體才有了這種認真的考慮：他們需要一批經過專門訓練的牧師、治療師或輔導 員，來滿足宣教士的特殊需要。
從很多方面來看，宣教部門的確受了時代精神的影響，他們把現代人對心理 健康的關註也引進到宣教工作中。但我們也可以說，現代心理醫學的發展與醫療健康其它領域的發展一樣，對宣教事業的推進是有很大貢獻的。宣教部門已痛定思痛，不願意再因為忽視宣教工作所帶來的種種緊張和壓力而重蹈前人覆轍。
那麽，我們過去對宣教士的關懷工作到底做得怎麽樣呢？過去的關懷事工是如何開展的呢？此外，我們在今天的關懷事工中看到哪些發展趨勢呢？這些正是 我們將在本章中討論的問題，我們將從過去三百年以及近二十年來宣教士關懷事工的發展史中選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事例與大家分享。
調整和關懷宣教士的早期事例
你只要略略挖掘一下早期新教宣教史，就不難從中發現一些精神紊亂的案 例。事實上，宣教歷史年鑒上記載的一些大人物——包括大衛• 布來納德（David Brainerd）、大衛• 利文斯頓（David Livingstone）和 C.T.斯塔德（C.T. Studd） ——都不一定能通過現在大多數宣教士候選人必須參加的心理測驗，而其他許多 有名無名的的宣教士則都經歷過嚴重的心理抑郁和精神崩潰。
喬治• 施密特(George Schmidt)
很多時候，宣教部門的工作人員或其他宣教士同工都會本著扶持的初衷盡力 地幫助某個陷入困境的宣教士，後來卻因為他們缺乏起碼的同情和理解而導致事 與願違的結果，使問題反而更加惡化。這樣的事就發生在喬治• 施密特身上。他 是 1727 年摩拉維亞(Moravian)大覆興之後被派往歐洲作巡回布道的一位摩拉維 亞宣教士。
喬治• 施密特在奧地利服侍時，遇到了耶穌會(Jesuits)的強烈反對，他們認 定他是個該受嚴懲的異端。盡管他想方設法躲避敵人的追捕，但還是被抓起來在 地牢裏關了三年。其間，在監獄惡劣的條件下，他的同伴飽受了精神和肉體的雙 重摧殘而死去。此後施密特又服了三年的苦役，終於在重壓之下崩潰了。他同意 在一份撤銷信仰的文件上簽字，然後立刻就獲得了釋放。
此時的施密特迫切地需要主內兄弟姐妹的關愛和支持，但當他回到赫爾納 (Herrnhut)的摩拉維亞教會時，卻發現等待他的並不是同情和支持。大家把他視 為一個離教叛道的人，對他唯恐避之而不及。在眾人眼中，他是一名敗將。懷著 被棄絕的巨大傷痛，他回到奧地利，想證明他的忠心，但後來卻於 1737 年被派 往南非。
在非洲，施密特在努力地向霍屯督人(Hottentots)傳福音的過程中，又遭到了來自荷蘭改革宗（Dutch Reformed）傳道人的反對。他甚至還因為持守嚴明 的紀律而受到摩拉維亞領袖尼古拉斯• 馮• 辛岑多夫伯爵(Count Nicolaus von Zinzendorf)的斥責：“ 你太註重霍屯督人的外表，卻忽視了他們的內心” （克魯格 Kruger，1967，31 頁）。多可惜啊！早些年人們在處理施密特事件時為什麽 沒有留心聽取這樣的建議呢？否則他可能會更善於與那些非洲土著人相處。
桃樂絲• 克裏(Dorothy Carey)
桃樂絲• 克裏的故事讓我們看到另一例由於宣教部門對迫切需要理解和道義 支持的人草率處之而釀成的悲劇。桃樂絲是著名的“ 現代宣教之父” 威廉• 克裏 (William Carey)的妻子。當威廉同意與約翰• 托馬斯博士（Dr. John Thomas） 配搭組團作為“ 浸信會差傳社” （the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的第一批宣 教士出征時，他並沒有告訴桃樂絲，直到事情決定之後才讓她知道。當時她已是 三個孩子的母親，還懷著第四個，而且沒覺得有特別的呼召要到疾病肆虐的印度內地去度過余生。在她看來，如果她丈夫有感動，那他就得自己一個人去。
但這個決定讓托馬斯和宣教部都感到不滿。在桃樂絲的第四個孩子出生以 後，托馬斯去看望她並給她施加壓力，讓她一起去印度。他在給“ 浸信會差傳社” 社長的信中寫道：“ 我回去告訴克裏夫人，跟我們一起去是一件至關重大的事， 否則她的家庭從此以後就四分五裂了——她將會為此懊悔終生。” （約翰• 托馬 斯 1794 年 3 月 10 日寫給安德魯• 富勒[Andrew Fuller]的信，浸信會差傳社）。 於是桃樂絲讓步了，勉強同意跟他們同去，因為她害怕留在家裏會受到上帝的懲 罰。
托馬斯和宣教部完全沒有預料到這種強人所難的做法將導致怎樣的後果。在印度頭幾年的生活對桃樂絲來說是一種毀滅性的經歷。她飽受了貧窮、孤獨和疾 病的侵蝕，最讓她受不了的是五歲的兒子夭折給她帶來的雪上加霜的悲痛。這一切對她的打擊太大了。她的精神一步步走向崩潰，後來人們說她“ 完全精神失常 了的” 。
南太平洋群島（South Sea Islands）
有些時候，宣教團體會非常積極地關心宣教士的情感健康——但他們所提供 的建議和解決問題的辦法往往與我們今天所期待的很不同。十九世紀初，南太平 洋群島傳來的性醜聞風波就是一個這樣的例子。當時有些單身的男宣教士似乎無 法抵制那些美麗的海島姑娘的引誘。所以，“ 美國海外宣教委員會”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的負責人為了確保他 們的候選人不受這種誘惑的敗壞，就堅持要讓他們的候選人在去夏威夷之前必須 結婚。七人中的六人都很快地找到了合適的姑娘並於 1819 年距出發日期僅幾天 前匆匆完婚。
這些倉促配合的婚姻並不都很美滿。當“ 倫敦宣教會”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得知他們派往塔希提島（Tahiti）的宣教士亨利• 諾特（Henry Nott）跟一名土著姑娘同居後，就堅決讓他拋棄她，然後跟為預防此類醜聞而專 門派去的四名“ 敬虔的年輕女子” 之一結婚。然而，他們為諾特選擇的這位姑娘 後來制造的醜聞比她平息的醜聞還要多。據當地的宣教士醫生說：“ 她喝醉的時 候會完全失控，根本就不在乎她說了什麽或做了什麽。” 後來她死了，醫生推測 她是“ 飲酒過量致死的” （剛森 Gunson，1978，153 頁）。我們不清楚她來塔 希提島以前就有酗酒的問題還是她來之後才有的，但對她和很多宣教士來說，文化沖擊和跨文化生活所帶來的壓力，再加上孤獨，這一切都嚴重威脅著他們的心 理健康。
大衛• 布萊纳德（David Brainerd）
憂郁是一種常見但又往往被宣教團體忽視的一個問題。請看下面這個故事。 大衛• 布來納德是十八世紀前往美洲向土著居民傳道的一名宣教士。他日記的字 裏行間清楚地反映出他飽受孤獨和憂郁折磨的內心世界。雖然他被分配去跟一對 經驗豐富、工作也有一定成果的夫婦同住同工，但他還是選擇了單槍匹馬的去做 工，並飽嘗了隨之而來的後果：“ 我住在最偏僻荒涼的沙漠裏，離奧爾巴尼 （Albany）大約有十八英裏，” 他悲哀地寫下這話。在另一處他還寫道：“ 我的 心已沈落到極點……看來我在這些印第安人中間永遠也不可能有任何成果了。我的心靈厭倦自己的生命。現在我最大的渴望莫過於一死” （溫畢克 Wynbeek， 1961，61－62 頁）。
戴德生（J. Hudson Taylor）
中國內地會的創始人和會長戴德生也曾飽受憂郁之苦。1868 年，一群憤怒 的中國暴徒燒毀了他們在揚州的會館，他帶著家人剛剛從死裏逃生，就遭到了公 眾的批評，尤其是英國新聞界的指責。在隨後的幾個月中，他灰心至極，以至於 屈服於“ 那可怕的誘惑……甚至想結束他自己的生命” （勃洛克 Pollock，1962， 195 頁）。今天大多數的宣教機構都有條件提供住院治療或心理輔導，但戴德生 那個時代卻完全沒有這些，而且也沒有什麽宣教部主任會召他回國休整，因為他 自己就是那個主任。
辛普森（A. B. Simpson）
辛普森（1843-1919）是另一位一生中長期受憂郁折磨的宣教領袖。如他的 傳記作者托澤（A.W. Tozer）所記載的，就在他創立“ 基督徒和宣教士聯盟”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前夕，他“ 深深地陷入灰心的泥沼中……以 至於他完全無法工作。” 那是他人生中一段完全絕望的時期。後來他回憶說：“ 我 那時四處徘徊，及其消沈，生活中的一切看起來都是那麽灰暗、幹枯。” （托澤， 1943，71 頁）。
阿多尼拉姆• 賈德森(Adoniram Judson)
有時候，極度的憂郁是由於痛失至愛的親人而導致的。這類創傷在歷代宣教 士們的經歷中屢見不鮮。賈德森是前往緬甸宣教的一位偉大先驅，當他於 1826 年得知妻子的死訊，而緊接著他小女兒的死訊也接踵而來之時，他落入極大的悲 痛，而這種悲痛情緒逐漸由正常變為一種精神失常。他變得離群寡居，甚至到叢 林深處挖了一個墳墓，整夜整夜地守在那兒，任憑死亡的恐懼折磨他的心思。心靈的孤單和哀痛肆意吞噬著他：“ 在我心目中，上帝成了一位大而不可知的神。 我相信他，但卻找不著他。” （安德森[Anderson]，1972 年，39 頁）
賈德森後來不是通過心理輔導或小組治療而得到康覆的；相反，與他同工的 宣教士們不斷傾註在他身上的關愛和代禱使他重新站了起來。這次危機之後的幾 年，成了他宣教生涯中最輝煌、最有果效的幾年。
瑪麗·馬禮遜（Mary Morrison）
瑪麗·馬禮遜在適應異鄉的過程中也遭受了憂郁的侵害，但導致她這種痛苦的 真正原因我們並不清楚。她是中國宣教之父羅伯特·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的妻子，她後來的精神崩潰完全有可能是頻繁的分居和孤獨而導致的。馬禮遜曾 哀嘆國內的親人朋友們與他們聯絡太少，而瑪麗很可能更能感受到那樣的冷落。 馬禮遜曾致信與一位朋友說：“ 昨天我到了廣東……留下在病中的愛妻瑪麗。她 脆弱的心思已不堪一擊……我可憐、不幸的瑪麗……她正走在黑暗中，看不到一 絲光明。” （布盧姆豪[Broomhall]，1924 年，59 頁）在隨後的幾年裏，瑪麗的 狀況時好時壞，直到 1821——在他們夫妻婚後僅 12 年——她離開了人世 。
瑪麗·利文斯頓（Mary Livingstone）
瑪麗·利文斯頓是著名的非洲宣教開拓者大衛·利文斯頓（David Livingstone ）的妻子，她的問題出於她長期遭受的冷落和忽視。由於她和幼小的孩子們跟不 上丈夫遠征探險的步伐，1852 年她的丈夫將她和孩子們送回英國，寄宿在一個 很簡陋的地方。那是她最痛苦的一段日子，流言蜚語在宣教群體中傳播，說她陷 入屬靈的黑暗中，常常借酒澆愁。當大衛五年後終於回來時，他已經成了一個英 雄，但仍然無暇顧及家人。他只是匆匆忙忙地探望了家人，就又馬不停蹄地開始 了他的巡回布道。
我們可能會很驚訝地問，當時倫敦宣教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的 會長們都到哪兒去了？難道他們沒有意識到自己有責任幫助像利文斯頓這樣的 家庭，使他們不受損壞，並保守他們的妻子們不被憂郁壓垮嗎？如果瑪麗遠在異 國他鄉，他們還可以為自己開脫，但她就在倫敦，在他們眼皮底下呀。瑪麗·利 文斯頓不是一個容易相處的女人，但她仍應得到比當時的宣教群體所給予她的更 多的照顧。
當然，不是所有的宣教士都遭遇了上文所列舉的如此嚴重的問題。不過，宣教機構的確忽視了他們的許多需要，而剛剛蹣跚起步的關懷事工也只能為他們提供很有限的幫助。那時宣教士們必須完全依靠神來保守自己身心靈的健康。
早期的新教宣教歷程是各宣教機構的學習成長期。隨著他們的逐漸成熟，他們的福音戰略日見完善，他們的組織結構和章程也日趨明晰，到了本世紀，一套更系統化的肢體關懷事工體系終於被建立起來。
肢體關懷事工的現狀
在過去的 20 年中，關懷事工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飛躍。這種飛躍主要體現為一些主要的發展趨勢，我們在下文中將要針對其中的八種趨勢作一些討論：征募 和篩選，全人關懷模式，額外的關懷服事，靈活變通的政策方案，對宣教士子女的關懷，工作成績評估，地方教會的參與以及輔助宣教的服務性機構。
征募和篩選
近 20 年來，候選人的篩選已經成了一項極為重要的工作。雖然人們很容易以為只要宣教士選對了，就可以確保他們將來順利適應環境，並且事工滿有成效，但事實並不都如此。隨著社會上種種惡行的普遍增加，越來越多申請參與宣教事工的候選人都是在情感和精神方面受過很大創傷的人。這種現狀要求我們必須改 進我們的測驗和面試程序。“ 怎樣發現並減少問題” 仍然是各宣教機構人事部門負責人所關註的焦點。
一些條件非常好，看起來很適合做宣教士的候選人也許並不能適應海外的生活，這不僅是他們的背景經歷所導致的結果，而且也因為他們在國內已形成的解 決問題和做事的方法在另一種文化中可能根本行不通。毫無疑問，這種情況在早期的宣教士中也時有發生，但這樣的人最後往往成了“ 被淘汰的宣教士” 。降低 宣教士的耗損率以及預測宣教士的成功率已成為越來越多的宣教機構致力追求 的兩個目標。
全人關懷模式
今天，人們對宣教士的定位和期待已經改變了。過去，由於“ 宣教勇士” 這 種模式的定位，早期宣教士們所領受的呼召就是要忍耐、吃苦，作“ 耶穌基督的 精兵” ，而宣教團體的主要責任就是把他們差派到艱苦的地方，為他們禱告，然後等他們回國休假時遞交報告。
不過，目前各宣教機構正日益重視並擔負起幫助機構成員全面發展的責任。例如，很多宣教機構都成立了關懷事工部門，以便更好地支持和裝備他們的員工。 在某些情況下，機構內部有專業輔導員可以直接為宣教士們提供關懷幫助。在另一些情況下，關懷事工部門的工作人員會建議宣教士們去機構以外的一些組織尋求幫助。雖然這種全人關懷模式贏得了讚譽，但為這種事工籌備足夠的資金仍是 一個很大的挑戰。
額外的關懷服侍
面對宣教人員在靈性、情感和心理方面日趨覆雜的需求，不少宣教機構已經 對自己的在職宣教士開展了預防性牧養關懷。有一個宣教機構把牧養關懷列為他 們的宣教士們所面臨的最大需求。為滿足這種需求，這個機構設立了“ 宣教士牧師” ，即專門關懷宣教士的一些牧師夫婦，他們會年覆一年地到某些固定的福音 工場作探訪。 另一些機構則派牧師、輔導人員和/或心理學工作者到禾場上提供 短期或長期的幫助。
很多的機構都已經開始為宣教士們的個人成長和在職培訓提供更多的機會，具體的方式可以是舉辦退修會、團隊工作發展講座、研討會和年會等等。
宣教機構所面臨的另一個需要就是幫助停職的工作人員覆元。停職常常是由於過度疲勞、跨文化適應障礙、進入宣教禾場前已有的老問題或本人的一些道德 過失所造成的。正如一個宣教部門的負責人所說，不同情況需要區別對待，有的 人需要暫時待職，有的卻需要長久離職。
宣教機構常常需要做一些很棘手的決定，其中一種就是是否應該召某些宣教 士回國接受幫助的問題。例如，某宣教機構所差派的一對宣教士夫婦婚姻出現了問題，機構就在這對夫婦回國休息時為他們安排了協談輔導。後來這對夫婦的問 題似乎得到了緩解，就獲準回到他們在海外服事的禾場。然而，沒出幾個月，他們的夫妻關系就再次告危。在異國他鄉中生活的壓力，以及遠離家鄉的親朋好友 們正常的關懷扶持，這些都給他們的婚姻問題雪上加霜。如果海外關懷事工已得 到充分發展，那麽無論是宣教機構還是這對夫婦可能就不必面對要麽“ 咬緊牙關 熬過去” 、要麽回家的這種左右為難的決定了。
針對因國際恐怖主義、當地政變和一些直接危害宣教士本人的刑事犯罪等事 件而導致的宣教士事工中斷和生活受擾，又一種關懷事工正在逐漸成形，而解危工作小組正是因著這類威脅而誕生的。比如，在 1992 年的菲律賓事件中，三名宣教士姊妹和一名兒童從穆斯林綁匪手中獲釋之後，立刻就被安排飛往馬尼拉， 在那裏受到了來自維克利夫（Wycliffe[SIL]）的一個解危工作小組的悉心關懷，重創得到醫治。
靈活變通的政策方案
各宣教機構目前正在通過發掘多種靈活的方式來滿足各種不同的需求。孩童 的教育問題就是個很好的例子。今天的宣教機構常常會為父母們提供幾種可供選 擇的教育途徑，向他們說明每一種途徑的利弊，鼓勵他們根據環境的許可做出可靠的選擇。此舉與早期政策大不一樣，那時除了將孩子們送到寄宿學校外，別無他法。
其他方面的政策改變包括服事期限、休假及退休福利等方面。目前常見的休假制度一般是介於每兩年休 3 個月到每四年休 12 個月這個範疇內的一些不同形 式，與過去的每六年或七年才能休 12 個月的政策相比已有很大改善。某宣教機構甚至允許他們的宣教士在每進行了 12 個月直接的禾場服事後都可休 3 個月的 假。這樣宣教士們就可以根據他們家庭的需要，來安排他們休假的時間和長短。
健康保險制度和退休計劃也在日漸完善。據我們所知，至少有一個宣教機構 會在他們的宣教士退休時支付給他們一筆獎金，使他們可以一次性購買一套房子 或一輛汽車等大宗物品。不僅如此，宣教士們在回國參加培訓、休假或處理家庭 中的突發事件及親人喪亡事故等方面也有了更大的自由度。雖然這種做法有時會使宣教士與他們的讚助者之間的關系覆雜化，因為讚助者們並不總是能理解他們 頻繁回國的必要性，但這樣做確實能讓宣教士更深地體會到宣教機構對他的關心 和幫助。
對宣教子女的關懷
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起，人們對“ 宣教士子女” （MK）的關註開始迅速增強。 七十年代初期的“ 家庭學校” 運動給宣教士們帶來非常重大的影響。許多宣教士 和預備宣教士為了能夠忠於神所托付給他們的為父為母的責任，都紛紛開始對送 孩子上寄宿學校的做法提出質疑，而他們在權衡各種矛盾因素之後通常會選擇以 下四種方式之一來解決問題：(1)不上寄宿學校，而選擇其它的教育方式；(2)換 到另一個宣教機構服事；(3)在滿了第一個服事期後，或在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到 了上學年齡後，離開服事工場回國；(4)徹底放棄宣教事工。
這樣的壓力迫使各宣教機構開始關註宣教士子女的需要。以前很少有宣教機 構設有專門負責解決宣教士子女和家庭需要的部門，但現在各機構對宣教士子女 的健康成長都有了更敏銳的關註，這種進步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 1984 年在馬 尼拉、1987 年在基多（厄瓜多爾首都）以及 1989 年在內羅畢（肯尼亞首都） 舉行的幾次關於宣教士子女的國際會議。現在各宣教機構都在為宣教士子女們提 供多種支持性的服務，例如，為那些即將永久性重返父母本土文化的子女舉辦過 渡期交流會，另外還有些機構會資助成年宣教士子女偕同配偶回訪他們曾客居過的國家。此外，各機構內部發行的刊物，例如《SIM 之根》（SIM Roots），《宣 教士子女公報》（MK Communique），或《催化劑》（Catalyst）等，現已成為成 年的宣教士子女們彼此建造和保持關系的一種常見渠道。
工作成績評估
現在人們越來越重視改進宣教人員與宣教機構之間的監督與被監督關系。許多宣教團體都在嘗試著在宣教士服務期滿即將離任休假前對進行評估。這樣做有 時效果很好，有時並不太好。
例如，有一個宣教機構要求其禾場上的委員會對某些“ 問題家庭” 要在其休 假期之前提前一年就開始對他們的評估。他們要對這些宣教士家庭所作事工的方方面面進行評估，以決定是否應該邀請他們回國。然而，禾場上的負責人們發現 這樣做很難，他們一方面得勇敢地面對一些不好的事，另一方面還得匯報這些壞 消息，因此，他們向機構的國際部門提供的建議往往只是說“ 某某需要輔導” ， 而很少提及更具體的問題。
另一個還沒有完全解決的問題是，宣教士本人這方面對輔導和評估服務抱有 很多顧慮。目前，宣教機構的領袖們對心理輔導的態度越來越趨於開放，而宣教 士卻可能極不願意接受心理輔導服務，因為尋求這種幫助牽扯到不少隱而不宣的 負面含義。他們會把輔導看作是一種“ 懲罰” 或變相的成績評估，甚至會覺得接 受輔導是一種軟弱的表現，而不是把它當作一個成長的機會。
宣教士群體中的另一群人——單身姊妹——對禾場負責人而言更是一種挑 戰，因為他們往往在監督這些宣教士或與她們同工配搭等方面缺乏足夠的預備。 在生活和住房補貼或擔任領導工作的機會等方面，單身姊妹往往會受到一些歧 視；而在充分發揮個人恩賜這方面又存在著一種典型的規律，就是男性始終都有 發展機會，而女性發展到了一定程度就會被封頂。很少有宣教機構會讓女性在事 工禾場上擔任領導人，或讓她們在國際級的主管職位中有一席之地。如果是這樣， 該機構就需要在它對人才——此處特指單身姊妹——的使用與否這方面接受監督。（hold accountable 切實就……問題負起責任來）
地方教會的参與
目前，越來越多的地方教會已開始為他們差派的宣教士承擔起更多的提供長 期關懷的責任。請看看下面的例子。
加州的惠蒂爾地區浸信會（Whittier Area Baptist Church in California）為本 教會產生的宣教士候選人提供了自我認識、婚姻關系和財務管理等方面的培訓。 該教會鼓勵教會成員組成一個個的後援小組，與這些宣教士個人建立起直接的關系，並通過常常打電話和和發傳真來保持聯系。教會各成人主日學班則會“ 認領” 不同的宣教士家庭，而專設的關懷委員會負責為回來休假的宣教士們提供輔導、 生活、居住和購置新衣物等所需的一切費用。該教會甚至還設立了一個培訓及評 估委員會，專門負責幹預、解決一些紛亂、棘手的問題。在召開宣教年會期間， 他們還會提供一種特殊的服務，專門醫治那些身心靈經歷了重創的宣教士。
像這樣配合宣教機構，積極關懷本教會所輸送的宣教士的地方教會還有許許 多多，而我們所例舉的這個教會只是其中之一。
輔助宣教的服務性機構
最後我們要提到一些輔助宣教的服務性機構，這些機構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 起開始發展起來，他們的主要目標就是服務於各宣教團體，完善對宣教人員的關 懷事工。“ 心理健康與宣教” ［ Mental Health and Missions (MHM)］就是一 個這種類型的非正式機構。MHM 每年都舉辦一次年會，把一些心理學家和其他 關註宣教士關懷事工的人士聚到一起。其創始人約翰• 鮑威爾博士（Dr. John Powell）和大衛• 維克斯多博士(Dr. David Wickstrom)二人都是宣教機構的心理顧問。他們指出，在宣教領域工作的心理健康專業人士需要一個論壇，以促進他 們彼此之間以及與宣教機構之間在專業知識方面的交流、共享與合作。該機構自 1980 年創立以來，已經吸引了大約 240-250 來參加他們的會議。
“ 鏈接關懷” 是成立最早的宣教輔助機構之一。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斯坦 利• 林奎斯特博士(Dr. Stanley Lindquist)利用研究院給他的休假年周遊歐洲，參觀了許多治療中心，拜訪了諸多宣教士，而“ 鏈接關懷” 就成了他這次尋訪的結 晶。隨著他的服事受到越來越多的肯定，他回到美國，並開始了專門針對宣教士 的輔導服務。在過去的四五年裏，“ 鏈接關懷” 已有近 30 名專職員工為大約 100 家宣教機構提供了各種形式的服務，包括候選人評估、進入禾場前及禾場上的在 職培訓、為宣教士們提供的短期及長期的輔導服務。
二戰以後，一個稱為“ 宣教實習” （Missionary Internship [MI]）的機構開 始著手幫助一批曾在美軍步兵中服役的退役軍人重返海外，作宣教士。現在“ 宣 教實習” 這個機構每年要為近 60 個宣教團體提供服務，其內容包括進入禾場前的預備培訓、宣教士休假期間的活動以及宣教專門會議等教育性服務。
“ 互動” （Interaction）是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期在大衛• 勃洛克（David Pollock）的領導下成立的一個機構，他們專門為歸國宣教士及其子女們舉辦幫 助他們過渡適應的研討會，已在這方面為許多宣教機構提供了廣泛的服務。此外， 一個稱為“ 宣教士子女之車/中心” （MK-CART/CORE）的宣教士子女問題研 究機構也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成立，它代表宣教機構開展研究工作，並應這 些宣教機構的要求來鑒定、計劃、執行、和評估有關研究項目。目前有兩個多邊 宣教研究項目已接近完成，而第三個縱向研究正在開展之中。
結語
宣教士關懷事工早些年在很大程度上是非正式的、沒有組織的，而且還是在這種事工真的有一點雛形的情況下才能這麽說。在那些年裏，如果某宣教團體的 領導或禾場領袖是個有關懷之心的人，那麽他們就可能以某種方式為宣教士們開展一些關懷事工。不過，這種事工到目前為止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飛躍，尤其是在 過去的二十年裏，正如我們在上文所介紹的那八種趨勢所反映的那樣。
關懷事工在宣教工作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它通過預防問題的發生、 支持並栽培宣教人員、幫助那些失去工作能力的人覆元等方面的服務，正在為著實現基督的大業添磚加瓦，它也必將成為保持世界宣教大軍的活力和效力的關鍵 環節。關懷事工不僅僅是一種大趨勢，而是一個事關重大、切實可行、而且必將長久不衰的宣教策略。
討論問題
1. 宣教機構從早期的新教宣教團體對宣教士們所作的關懷工作中能學到什 麽？
2. 除了本篇文章談到的“ 宣教勇士模式” 外，宣教界在過去還使用過其它哪些 模式？
3. 本篇文章談到的八種趨勢中，哪些趨勢對你們宣教機構的影響最大？
4. 宣教工作一方面是一種犧牲和受苦的工作，另一方面，投身其間的宣教人員 又需要個人的成長以及個人價值的實現，那麽這二者如何取得平衡呢？
5. 宣教士關懷事工在將來還可能會有些什麽發展趨勢？
参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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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articl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Missionary Care (1992). Used by permission of William Carey Library Publishers. The book is available for purchase through https://www.amazo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