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有另一篇文章，作者是位受到相當尊敬的國際性宣教領導。他坦承我們在早期的時候都被犧牲的想法 “被牽引著走”。差遣機構現在積極地追求 “品格的成長塑造、群體生活、教牧關懷”，伴隨著他們對上帝的熱情及為神願意犧牲擺上自已。
“前沿宣教團”（後文簡稱“前沿”）是一個以建立教會為主旨的使徒性宣教團體，其目標地區是“基督的名還沒有被傳開的”穆斯林世界。無論是在穆斯林世界還是在靈界，執政掌權的都敵視基督徒的工作，千方百計地為開拓教會的事工設障施壓，迫使宣教士們很快就放棄努力。
由於向穆斯林宣教極其困難，傳教士在那兒幾乎沒有成功的希望，所以教會歷來都認為沒什麼理由往那裡派遣傳教士。“前沿”的誕生是對這種現狀的一個回應，而導致它誕生的可以說是一種“破釜沉舟的擺上”；“不惜一切代價”就一直成了我們的口號。
畢竟我們覺得很多教派的神學體系中都失去了受苦的思想。與他們相反，新約聖經中受苦的榜樣塑造了我們機構的風尚，為我們奠基的是“麥加之福”而不是“多倫多之福”（譯者註：“多倫多之福”指的是為個人受益而尋求神的祝福；“麥加之福”指的是為耶穌捨棄一切、隨時準備殉道的心志。位於沙阿特阿拉伯的麥加是穆斯林的至聖之地，基督徒到那裡去必定被殺）。
主耶穌不是說過嗎：“不要為明天憂慮，說：穿什麼？吃什麼？住在哪裡？你們需用的這一切東西，你們的天父是知道的。”所以，我們一開始就這樣推理說：如果我們的天父，這位其妙的策士、偉大的醫生、無所不在的安慰師隨時掌管著我們的境遇，那我們何必還要設計、實施牧養關懷的計劃呢？
那時我們滿腦子所關注的只是在穆斯林世界服侍基督的熱忱，比如，在我們尋找一批“勇往直前”的工人時，就犯了一個錯誤——當某些懷有遠大異像、極負熱心的人不是出於聖靈的感動、而是懷著種種摻雜的動機而前來時，我們就睜隻眼、閉隻眼地接受了他們。我們為自己開脫說：“唉，大家都是罪人，何必非要對一個同工的不光彩行為糾纏不休呢？工作本身就已經夠我們受的了”。
當然，我們追隨呼召，衝破絶境，去解救那些在撒旦的得意之作——伊斯蘭教——的捆綁下的靈魂，這樣做並沒有錯。然而，我們卻忘記了一個事實，就是單有宣教的才幹和毅力是不夠的。漸漸地，我們更深地認識到，如果我們自己不是敬虔的人，就不可能在穆斯林本民族中建立起擁有自己的敬虔長老的教會。同時我們也開始認識到我們自身常常接受訓導是多麼地重要，因為這樣我們才可能問心無愧地像那位開路的宣教先鋒一樣說： “你們在我身上所聽見的，所看見的，這些事你們都要去行”（腓 4：9）。
我們怎樣才能成熟到“披戴主耶穌基督”的程度呢（羅 13：14）？這一點也成了我們目前最迫切的願望。我們認為，實現這一點首先在於大家彼此立約，成為 “看守我兄弟的”人，使我們的集體成為一個彼此建造的群體。我們通過在團隊裡立約，使大家彼此敦促、監督，努力效法基督的品德，這樣“不惜一切代價” 地成為“信守承諾的人”！
那麼，我們怎樣才能培養出那種還未蒙恩得救的人無法模仿的真品德呢（比較彼後 1：3－10）？就是通過在一個彼此委身的群體中，渴慕追求才幹和品德的造，渴慕追求才幹和品德的造就。這個過程要求我們要做到彼此順服就，樂於受教，平易近人，並且學會怎樣“快快地聽，慢慢地說，慢慢地動怒”（雅 1：9）。這個過程還要求我們要正視自我，常懷有“憂傷、痛悔的靈”，盡心竭力地彼此幫助，好讓聖靈的果子在各人生命中活出來。
我們也一直不斷地在完善我們的人事制度、篩選程序、候選人學校，並越來越多地讓有宣教經驗、有恩膏的資深基督徒在牧養關懷的問題上來幫助我們。我們的進步也離不開我們所認識、所信賴的各方面的老師和輔導員們，無論是我們機構內部的，還是來自“前沿宣教團”（前沿）以外的，他們定期到禾場上去看望我們的事工團隊，也參加我們的年會或區域性會議；對他們我們深懷感激。
感謝主，經過近十四年的成長，我們所差派往各禾場工作的成年工人也已近五百位，而我們依然沒有失去對主的熱心以及對在穆斯林世界開拓教會這種先遣事工的熱忱。靠著主的憐憫，我們在品德塑造、群體生活和牧養關懷等方面都在實踐著以往學到的寶貴教訓。我們不想成為“走馬燈”式的宣教機構，讓新老同工們來去匆匆地不斷走換。正如羅伯遜• 麥克奎肯（Robertson McQuilkin）所說：“主啊，求你讓我們能善始善終，時時靠近你。”
討論問題
1. 作者把“前沿”牧養關懷工作的方法總結為“在一個彼此委身的群體中，渴慕追求才幹和品德的造就”。這與你們機構的方法有哪些相似之處呢？
2. 請畫一條時間坐標，標出你們的宣教機構或宣教組織在牧養關懷方面的一些重大發展階段。哪些發展是最有影響的，是積極影響還是消極影響？
3. 你們宣教機構可以做哪三件事來改善對其成員的牧養關懷工作？
4. 在你們的宣教組織裡，你們是怎樣鼓勵和關懷他人的？請列舉出三件事。
5. 對你而言，與同胞建立相互支持的關係有多重要？對你和對其它人而言，這種關係目前髮展到了什麼程度呢？
This articl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rontier Missions, October 1995. Used by permission.
